舍弗勒的紧急求助函之所以引发多方关注，是因为按照舍弗勒所说，由上海界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供货的滚针如果断供，将导致49家汽车整车厂的200多个车型从9月19日起开始陆续全面停产，“理论上这将造成中国汽车产量300多万辆的减产，相当于三千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局势十万火急”。这封紧急求助函出现在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些‘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的声音”。
“环保冲击实体经济”说，是污染企业抵制环保的一个托词，也是那些对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府有责部门的搪塞语。环保与实体经济之间，当然有联系，当然不完全是正比例关系，也当然会在一定地理及气候条件下影响乃至限制特定类型的实体经济的选址、设项和发展。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实体经济究竟能否在环保的约束下发展，究竟能否与环保约束形成共存共生的关系。
从当今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现实看，实体经济完全可以在环保的约束下发展，也完全可以与环保约束形成共存共生的关系。问题在于，这种宏观层面的关系，在一些地方一进入微观层面，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许多地方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环保硬约束变成了投资软环境的一部分，利用公众损益于环保的利益难以量化计数的特点，将公众利益、社会利益让与投资者，从而既破坏了自然环境，也破坏了社会公平。
许多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并非由于技术条件限制而“非污染不能生产”，而是在环保约束下的生产会加大成本、减少利润。但是，这其中的问题却正在于，企业压缩环保成本所增加的利润，会顺理成章且合法地揣进投资者的腰包；而其压缩的环保成本所产生的污染后果，则肯定不会由投资者“独享”，而无可避免地为公众所“共享”。
许多投资者，在投资预算之时，根本就没有将环保约束考虑在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中，似乎污染就是实体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应然后果。而各地在环保约束方面非依法律的松紧不一，不仅给了投资者节约环保成本的可乘之机，更给了环保约束松弛的地方以更加松弛的动力，从而将环保约束紧的“良币”排除在投资者考虑的范围之外。
这样就造成了污染企业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还理直气壮的现象。一些污染企业，不思整改，一遇环保动真格，就撒泼耍赖，威胁撤资关厂，以停工戕害实体经济发展为由，要挟环保部门。这样的污染企业，停工就停工吧；这样的实体经济，不发展就发展吧。这样的污染企业，这样的实体经济，其所造成的污染后果，治理起来，将花费比公众和社会从其发展中所得“红利”多得多的成本，不仅得不偿失，而且还贻害发展观念、道德标准。
上述界龙公司因无环评审批手续，早被列为环保违法违规“淘汰关闭类”的建设项目。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曾在去年12月、今年3月两次告知企业停止生产，9月4日也再次警告其将“断水、断电”。对如此硬挺企业，关不足惜，早关早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