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都刊发了政协委员提案指“深圳太多‘短命建筑’，应完善拆除评估程序”的报道，提出了有关“短命建筑”话题的探讨。同时，在深圳“二线关”正式退出历史的大背景下，深圳全市域统一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以及城市更新等问题也引发深层思考。那么，深圳都有哪些“短命建筑”的案例？“短命建筑”到底是自然产物还是规划不力？未来深圳“短命建筑”会不会越来越多？带着这些问题，探讨深圳城市建设未来发展的方向。
作为深圳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建筑，晶都酒店高三十层，建筑面积55000平方米，从1988年开始营业以来，成功接待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31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
然而，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店却即将被拆除，该片区将被一座高楼所取代。为何这座地标性酒店，使用不到30年即要拆除？记者从罗湖区城市更新局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相关企业对于晶都酒店的拆除更新申请已经有年头了。“晶都酒店片区申请更新改造的时候，是通过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的各项要求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还在洽谈中，并未最终确定下来。
同样作为地标建筑，南山区的南油酒店2016年被拆时，也同样引发了讨论。位于东滨路上的南油酒店，于1987年3月建成试营业，原名“东滨酒店”，与附近的南油大厦被一起称为“南山地标建筑”，是不少南山人的深圳记忆。
然而，南油酒店的命运转折点，始于深港西部通道建设。2005年，东滨路因为封闭施工，沿线商家陷入困境。因此，南油酒店决定于同年关门歇业，没想到一歇业就是11年，昔日风光无限的南油酒店成为一栋彻头彻尾的烂尾楼。
2016年年初，南山区住建部门、城改部门以及规土部门负责人在整治活动中表示，该酒店烂尾至今已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重新装修已不可能，只能推倒重建。随后，街道和施工单位制订了拆除方案，并于同年6月拆除完毕。
高额赔偿驱动拆迁
2016年年末，水贝村拆迁对村民进行高额赔偿的消息在网上流传，随后，相关部门对此进行了及时的辟谣。网络传播的力量使得深圳这个古老的城中村“火”了一把，现在这个拆迁改造片区怎么样了呢？记者从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祥处了解到，去年年末，水贝村的拆迁已经全部结束，现在已经在进行更新工作，预估2020年年底将进行村民的回迁工作。
张兴祥向记者介绍，水贝村里大多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造的居民住宅，经过多年的使用，住宅已经比较老化破旧，加之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古迹，所以此次拆迁十分彻底，把水贝村的所有建筑都进行了推倒重建。“以前水贝村的环境确实不怎么样，现在进行拆迁改造，我们村民还是很高兴的。”水贝村一村民表示，以旧换新是件好事，自己很支持。
2012年，水贝实业股份公司与京基地产签订了水贝村更新改造项目合作协议书，但后来进度较慢，而在罗湖被确立为城市跟新试点后，拆建进度大大加快。罗湖区有关负责人透露，罗湖目前已经列入全市城市更新计划的城中村有15个，面积55万平方米。水贝村作为罗湖区重点推进的五大片区之一“水贝布心片区”的重要一部分，未来将打造成“湖畔精品社区、珠宝创意旗舰城”。
“短命建筑”不只深圳有
根据深圳市相关规定，“旧住宅区申请拆除重建城市更新的，建筑物建成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20年；旧工业区、旧商业区申请拆除重建城市更新的，建筑物建成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15年”。南都记者查阅发现，深圳大部分已经拆除的建筑都符合规定，满足15年、20年的基本要求。 但在外地，有的建筑甚至盖了几年时间就已经被拆除。
根据媒体之前报道，云南河口斥资2 .7亿元建设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在建成3年后花费了3亿元进行拆除；建设投入约8亿元、曾是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足球场，在使用不到10年后因“使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更有甚者，2016年从未投入使用的118米高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被爆破拆除，被称为“中国第一爆”……
“短命建筑”被拆的原因包括：地产开发、城市规划、设计失误、使用率不高等，除了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消耗建筑建材、耗费人力物力以外，也拉低了全国建筑的平均使用寿命。根据媒体之前统计，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在30年，而美国建筑平均寿命在74年，法国102年，英国则在132年左右。
地产变现？城市发展？“短命建筑”成因复杂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孟岩表示，中国城市更新目前遇到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转变观念。中国人习惯用“抛掉”来拥抱更新的事物，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也不例外。尤其是当前被地产思维主导着的城市更新中，表现尤为突出。在以金钱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规则里，城市的空间资源变成了“数字”，“社会文化在资本面前太弱了”，孟岩说，政府的作用是保护公共利益，一方面要释放土地价值发展城市，另一方面也要维护其他人群的利益，政府要在其中做好平衡和协调。
除了孟岩，昨天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分别就南都提出的“如何看待深圳‘短命建筑’”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市人大代表杨勤表示，他从1985年来到深圳，眼看着城市一直在变化，当年的一些道路交通规划很快就不再适用，必须得不停改变，好跟上深圳发展速度和极具膨胀的人口，他认为，“短命建筑”其实是一个城市选择题，每个城市都会遇到，只不过在深圳这样一座发展速度快的城市尤其明显。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首席建筑师冯果川说，深圳上世纪80、90年代建设的很多建筑有改造的余地，决定性拆除的理由是暴涨房价，高地价让存量土地上的“老建筑”岌岌可危，“深圳建筑是被迫变成的‘短命’”。
而市政协常委王富海则以晶都酒店举例，他说晶都大厦形成一个Y字形，它的拆除重建是与蔡屋围的整体改造捆绑在一起的，有经济上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支持晶都酒店拆除。但这只是一种情况，实际上不同案例要不同分析，如果能在做好规划更新的同时，还能保留一部分文化，这当然是最佳方案，不过做到两者兼具，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财力、物力。
找到公共开发价值，用最小代价完成城市更新
未来，在深圳的城市规划中，这些“活在”特区的建筑命数几何？“短命”的故事还会再上演吗？或者，更有甚者认为，深圳是不是未来还将出现更多的“短命建筑”，作为城市建设快速推进的代价。
谈到这个问题，众多专家都表示，尽管知道这是城市更新的正常现象，但依然不希望出现越来越多的“短命建筑”。王富海就说，他认为“短命建筑”这个提法不是很好，希望能够找到城市建筑的公共开发价值，用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城市更新。
而孟岩则从城中村的角度出发，来阐释这个问题。他说，10年前深圳对待城中村的态度是统一的一刀切，认为城中村是城市的毒瘤，评价全为负面；10年后，这座城市逐渐认识到城中村在城市发展的近40年中起到的默默支撑的巨大作用，消化了一半的城市新移民。政府主管部门的态度也已经发生着转变。“现在悬在头上的‘剑’更多的还是资本”，孟岩说，改变是有的，但需要时间。
谈及具体如何操作，孟岩称国际上也有相当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资本并不是洪水猛兽，需要政府加以规范和利用”。孟岩以深圳湖贝村城市更新为例向南都记者介绍，政府可以以“保留古村”为条件对地产商进行让利，用这种有附加条件的开发，在释放土地价值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通过引导让资本释放更多的价值，满足更多人的利益诉求。“这需要相互协商，政府通过管理手段的经济化，对地产资本进行引导”，孟岩表示。但以现在的地产思维为主导的背景下，很难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