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南京大学专家工作组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全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下称“气十条”)实施的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与之前预计的1.7万亿增加了8%。其中移动源污染防治的资金需求最大，是其他三部分之和的三倍还多。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主任助理董战峰介绍，上述投资需求中，优化能源结构、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四个任务类别的投资需求分别为2844.00亿元、14067.66亿元、915.44亿元和615.72亿元。
董战峰介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直接投资分别需要2490.29亿元、2384.69亿元与903.58亿元。其中，京津冀所需投资最大的部分是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长三角和珠三角所需投资最大的部分是移动源污染防治。
董战峰对记者表示，由于目前未能形成稳健有效的大气行动计划实施的投融资机制，而且中央财政投入规模(2013年和2014年仅为50亿元、100亿元)相比于实际需求仍落差较大，所以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仍然存在投资总量严重不足，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性投入、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
从各地“气十条”实施的进程来看，不少省市并没有配套实施的投资预算，融资机制也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形成长效的融资能力。从中央财政投入规模来看，尽管有稳定增长，但是与需求相比仍落差较大，如从2013年、2014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规模仅为50亿元、100亿元，与计划实施的投资需求相差巨大。
在健康效应方面，报告在确定PM2.5暴露-反应关系来评估人群健康效益与PM2.5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暴露-反应关系，对《行动计划》实施后的健康效应进行定量化预测：
如果《行动计划》实施以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可以实现，那么到2017年，全国因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而减少的慢性死亡人数为11.06万人/年。其中，河北省因实施《行动计划》而减少的死亡人数最多。
从不同的健康终端来看，到2017年三大重点区域中急性支气管炎的患病人数减少量最为明显，远高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人数，这是因为急性支气管炎发病期较短，而呼吸系统疾病致死亡的周期较长。相比而言，重点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所获得的健康收益是最大的。
损失寿命的分析结果显示，行动计划实施后全国各省损失寿命年限下降，即寿命有延长趋势。综合看来，男性人均寿命延长0.24-1.48年，女性则为0.34-3.48年。总体寿命延长最显著的是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市，各项寿命延长年数均位居第一。年龄≤65岁的人寿命变化量较老年人(年龄>65岁)更为突出，其寿命增加范围分别为0.37-3.77年与0.2-1.19年。
在社会经济影响方面，报告预测，“气十条”的实施能够拉动GDP增长2.04万亿(五年合计)，增加就业岗位291.13万个。其中全国大气治理投资能够拉动GDP增长2.82万亿元，增加就业岗位380.31万个。淘汰落后产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起到负面作用，造成GDP减少7762.57亿元，减少就业岗位89.18万个。
三大重点区域相比，长三角地区所获的直接效应最大为2782.03亿元，京津冀地区所获的收益仅为35.66亿元，远小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主要是因其淘汰落后产能量较大，其导致的负效应抵消了大部分环保投资拉动的正效应而导致。在重点行业发展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实施受益最大的行业是交通设备制造业、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
报告显示，“气十条”的实施在拉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内需、解决社会就业等方面起到较为积极的经济贡献。GDP、居民收入和就业受益最大的行业是交通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教育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行业在各项指标中同样属于受益较大的行业。
上述报告建议，加大交通污染源治理等资金投入力度，保障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加大大气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本着“谁污染、谁治理、谁投资”的原则，大力推进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各项大气污染措施落实并取得实效。
董战峰表示，应特别加大交通污染源治理的资金投入力度，在淘汰黄标车、老旧车的同时，要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环境执法到位、价格机制理顺的基础上，中央财政统筹整合主要污染物减排等专项资金，做好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分配、使用与监管，对重点区域按治理成效实施“以奖代补”;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也要加大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引导社会加大节能减排和防治大气污染治理投入。
报告还建议，理清不同投资主体责任并推进构建形成稳定的投融资渠道和机制，政府要尽快完善大气行动计划投资的预算支出机制，注重发挥企业主体责任，提高环境违法成本，降低企业守法成本，完善环境税费、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等政策，促进大气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构建有效的环境资源价格机制;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与此同时，拓宽和完善大气行动计划实施的投融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