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环保法庭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这么多年的飞速发展，已让这座城市隐隐作痛，呼啸而起的经济奇迹总与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相生相伴，也让东莞为了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即便当前，全市仍有2万多家工业企业需要环保部门进行监管，这让人手有限的环保部门显得捉襟见肘。除了对重点涉污企业进行每月一次的严查，其他工业企业更多依靠抽查和企业自觉等，这也导致偷排等污染环境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勒紧企业不惜污染环境的利益冲动，司法这根准绳尤为重要。
据统计，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东莞处罚环境违法案件数和罚款金额均逐年递增，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8.5%和17%。2011年，全市共处罚环保案件822宗，罚款金额2864万元。不仅环境违法案件逐年增多，而且其判决难、执行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无论行政处罚或是经济手段，仍然无法避免环境侵权行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
“有这样一些企业，他们愿意交纳上千万元的罚款，却不愿承担排污系统的开支；他们赚取高额的利润，但也透支着我们环境的健康和安全。”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玲就曾如此感慨。在她看来，依靠行政处罚手段和经济手段治污，已经难有成效。
有意思的是，今年3月，东莞松木山水库曾出现大面积死鱼现象，水厂第一时间给出的解释是“跟回南天有关”。此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痛斥“天气说”是在“放狗屁”，并直言自己经常去明查暗访，发现不少的污染源都在偷排污水。梁国英的冲冠一怒，自然有其十足的底气和证据，也赢得了很多民众的一片叫好。一句“放狗屁”的背后，凸显了行政治污的尴尬与愤懑。
当时就有评论指出，对于“放狗屁”官员不能一骂了之，而要让其担责，付出应有代价。然而对于“放狗屁”的管理的确处于真空地带，相关部门既无专门规定，《公务员法》中也找不到处罚的依据。若要刹住“放狗屁”之风，亟须在法律法规上“破题”，做出明确规定。
可以说，只有让监管失职者承担起相应责任，让污染企业付出惨重代价，污染事件才能遏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才能减少，而这正是环保法庭日后的作用所在。实践证明，已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对企业各种污染环境的行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违法行为明显减少。而将环境保护的监管环节纳入司法的新机制中，也将让监管部门更加通透与具有担当。毕竟，随着公众环境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提高，部分官员若想随便“放狗屁”，司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可以随时落下。
也就是说，若环保法庭在东莞最终设立，那以后就无须再有“放狗屁”的怒骂了。只要这座城市敬畏法律的尊严，坚持法不容情的理性治污，那么尽管以前丢过面子，依然可以在未来的大把日子里，找回属于这座城市的尊严。（朱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