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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里·诺顿 |
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与财新传媒就中国经济结构改革议题举行的研讨会上，诺顿指出，中国正面临三个转折点，短期转折点是中国的正统宏观政策由于过度扩张而发生转变，中期转折点是中国领导层变化并重估经济改革和增长方式，长期转折点在于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促使经济增长模式变化。
对于短期转折点，诺顿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有外在需求减弱因素，也与政府有意在“挤泡沫”有关，从目前看这种去泡沫化调控效果还还不错。但他同时提醒，中国在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下，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泡沫”，信息技术、节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投资都呈现几何数级增长，难免出现泡沫。
从长期而言，诺顿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经开始，而且会越来越快，出口加工厂薪水上涨，人口老龄化加速，低技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劳工标准的提高，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等，都会使中国经济告别超高速增长的阶段，但这是必须的结束。
诺顿表示，中国仍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深度的产业供应基础，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以及对高技能技术工人的转化，使得中国在多数劳动力密集产业中并未失去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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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银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 |
诺顿建议，中国必须将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快速的经济自由化相结合，才能应对三个转折带来挑战的叠加效应，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前中国驻美大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在2010年人均GDP到达4400美元以后，“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确实变得日益复杂，但中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所有群体的收入绝对值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进程等。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周文重说，中国政府及时提出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主要体现在推动“三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为导向的工业化；推动中国社会与人口结构变革为目标的城镇化；重振中国农业大国支柱的农业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标，以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
瑞士银行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博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改革依然比政治改革更重要，而对于经济改革的优先，财政改革比金融改革更重要。她指出，在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中，重要的不在于其大小，而在于其作用，那种政府一声令下，200个县全部发展新能源，投资一年增长500倍的做法应当改变。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出路之一是增加国内消费，但汪涛分析，过去10年中国居民消费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主要是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滑，而中国储蓄率提高，主要是因为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升高。因此要增加消费，需要通过改革使得民众手中有钱，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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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经济学者探讨中国经济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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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