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绿色和平威海市摄影家协会

山东荣成石岛渔港上，一条3米多长的鲨鱼，是新回来的对船上最大的收获。

2010年7月16日，辽宁大连新港中石油输油管道发生爆炸，1500吨原油流入海中，430平方千米的海面受到污染，受到重创的不仅是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整个海域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 (供图/Greenpeace)

山东青岛海边，当浒苔入侵，海水与海岸都变成绿色，有效的清理方式只有人工打捞。海水污染导致的富营养化，使赤潮、浒苔不断袭来。2007年以来，飘向近岸的浒苔灾害连续发生，累计的直接经济损失近20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近海富营养化问题仍会不断加剧。 (供图/IC)

2012年9月，山东荣成。这是一片即将被开发利用的海岸，养殖户将迁离此地，为后期的开发做准备。远处灯塔下近海处，一片新别墅若隐若现。围海造陆未必是大范围的工程，这样一点点蚕食海岸，也会带来难以逆转的近海生态问题。

  近年来，中国渔船的涉外事件越来越多，不断传来中国渔船被外国海上警察扣押的新闻，尤其以韩国居多。是海域纷争问题，还是资源争夺大战？当我们来到涉事渔民的重要出发地，中国北方最大渔场——山东威海荣成的石岛渔场，我们看到，两国渔业纠纷的背后，每个人都经历着一场更大的焦虑：中国近海，已经没有鱼了。海洋与人类之间，正在上演一场更大的纷争与博弈。

“偷”，还是不“偷”？

 荣成石岛的9月，大部分渔船靠岸时带回来的是小小的鳀鱼，它们将被加工成鱼粉，当做饲料处理。过度捕捞，使近海的中型经济鱼类越来越少。

又有渔船与韩国起了冲突，被韩国扣留了。

与媒体的热议相比，渔船的出发地，石岛，当人们谈到这件事，就像说起遥远的奥巴马，也像说到自家的狗又出门打了一架——这种谈论总是淡淡的，一带而过，显得既遥远又熟视无睹。他们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关心。

山东的形状像一只沉着的鸟，这只鸟缓缓向东探入海中，鸟嘴尖就是荣成。石岛，就在荣成这个县级市的东南角。实际上，石岛不是岛，而是小小的石岛湾旁边的半圈地方。它原本是个镇，后来撤镇合并，成为了石岛管理区，不过总的说来，仍是个犄角上的小地方。

在海上，石岛却名声大噪：人们叫它中国北方最大渔港。暖流与寒流交汇于此，使这里成为多种鱼虾洄游的必经之地，渔业资源丰富，常年能够作业。从古代开始，人们就习惯了出海捕鱼讨营生。既然要讨营生，最关心的自然是打回了多少鱼，能挣多少钱。

一对船刚刚在早上返回石岛的赤山渔港。由于是拖网作业，所有船都是成对出海与返回。六、七、八3个月是渤海和黄海的休渔期，此时是9月末，休渔期刚刚结束不到1个月，而今早靠岸的拖网船已经在海上飘荡了3个月才满载而归。普通的渔船是得不到特殊许可在休渔期出海的，这不是私人船主的渔船，它属于当地一个靠渔业发展起来的大集团。

在过去，石岛渔场所在的位置，是北上产卵鱼群与南下过冬鱼群的必经之地，传统渔民们不必走太远，就可以有丰饶的收获。随着捕鱼技术的发达，这个捕鱼水域渐渐扩大到中国和韩国、乃至日本之间的整个海域。

2000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和韩国签署了《中韩渔业协定》，把两国之间的海域，划分为两个专属经济区。原本的公海，此时成为两国各自管辖的渔场。东经124度成为两国经济区的分界线，从此中国渔民不可擅自越界捕鱼。

由于中国渔民的队伍壮大，中国区的渔场已经很难捕到鱼，而东经124度以东，经济鱼类要多得多。怎么才能捕到鱼？有两个办法：要么拿到韩国颁发的许可证，要么去偷渔。

石岛有一种开放而不稳定的气质。到处写着“招收船员”，临街很多店都是箱包店。很多人都是奔着出海，从四面八方集中过来。这些船员60%来自东北，30%来自河南，10%来自其他各地(上图)。

只有有实力的大渔业集团，才有可能拿到许可证。对大多数渔民来说，铤而走险去偷渔，要比拿到一张许可证容易。

风高浪急的坏天气是偷渔人理想的掩护体，这是韩国海警无法全力监管的时刻，可以轻松越界，但坏天气也有可能是偷渔人的坟墓。因此，偷渔的故事，通常有三个，一个是冒险偷渔，满载而归；一个是与海警相遇，被扣留、被罚款、被追打；一个是风浪太大，船倾人亡。因此，对于渔港的人来说，与海警相遇起冲突，和平地走路摔一跤的概率差不多，甚至还要频繁一些。

如果不越界，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渔民，会怎样？在渔港，一对不大的船靠岸了，我还没凑近，就被船上明晃晃的一片银色花了眼睛，仿佛看到了鱼的颜色，又仿佛没有看到鱼。满满两船，全部是只有食指长短的一种小鱼，当地人管它叫“鲅鱼食”或者“鬼子鱼”。渔网得多么绵密，才能捞得起这样满船的小鱼呢？我无法想到“丰收”这个词，我只觉得触目惊心。

这就是大部分秋季出海人的主要收获。“鲅鱼食”是鳀鱼，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们本是其他经济鱼类的饵料。它们夏季出生在离海岸近的产卵场，当冬天来临时，就渐渐集中到黄海的深水区，集体越冬。第二年夏天，1岁的鳀鱼长到8厘米左右的长度时，已经性成熟，它们会按着习性回到沿岸去产卵。如果慢慢长大，鳀鱼可以活到4岁高龄，不过，在黄海里，这样的幸运儿恐怕不多。

渔民们使用的是“绝户网”。这种渔网有上下两层,一层网眼比较大,主要是保护渔网,另一层网网眼直径只有1厘米左右。早在2004年，国家即规定，渔网最小网距是5.4厘米，而且不可以使用双层网囊网衣。

渔船们扫荡式地探测鳀鱼群所在的方位，一旦发现，就通知附近关系好的船。鱼群集中的地方，同时会有十来对船在附近拖网作业，一网就有数吨，当它们被白花花地倒在甲板上时，已经不再活蹦乱跳，早在拖网中因挤压缺氧而死。与动辄十几块钱一斤的经济鱼类相比，鳀鱼只有七、八毛钱一斤，大部分被卖给加工厂做成鱼粉，当做饲料。这收入虽然微薄，但如今许多船和渔民，需要靠这种8厘米的细长小鱼来养活。

午后，我在一栋小别墅样的二层小楼中见到了早上靠岸的拖网船船长，这里是他的家。见船长前，我曾听人津津乐道捕鱼船长们的神奇事迹，可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他，四五十岁的样子，谈论起海上生涯，跟一个老农谈论自己地里的白菜萝卜没什么区别。船长的收益来自为集团捕鱼的分成，年景差些的时候，一年能得20多万。这次归来收成算是不错。不过他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今天船会卸空，明早就上船继续出发。那对拖网船有1100马力，在港上算是比较大的船，但很少出黄海、东海的范围，去的比较多的海域，是韩国和朝鲜附近。明天会去哪里？他摇摇头：“说不准，哪里有鱼就去哪里。”访完船长，和我一起去的摄影师王祖良先生有些遗憾，说，他表达的很平淡嘛。直到我后来在石岛见到许多弥漫着焦虑的面孔，才知道，这位船长，是最该平淡的那个人。

渔港中，陈船主正在等待自己的船卸货。说起近年来捕鱼的收支比，他一肚子牢骚。

与那位船长相比，私人船主的压力要大得多。我在渔港遇到一位等待卸鱼的老船主。他相貌端严地坐在一个高高的马扎上抽烟，私家车停在身后不远处，干净崭新的黑布鞋和雪白的袜子在渔港显得格外耀眼，因为这里出没的船员和装卸工们总是一身脏臭。他姓陈，多年船长出身，后来自己买船当了船主，如今不再出海，59岁的他没有一丝老态，精明干练，话不多。可是，谈到出海的收入与支出，他的抱怨一下子多起来。他给我们详细分析油价、船员工钱和捕鱼量的对比，即使有燃油补贴，如今能挣到的钱，也比以往少得多，甚至还有亏本的风险。

算下账来，实在是压力不小。说到韩国日本附近的海里鱼多，他大笑：“别看韩国那边不能去，要是去咱们的钓鱼岛，政府肯定是鼓励的嘛！”

休渔期有用吗？

黄海的贫瘠不是一天变成的。

人们发现，木船变成钢质渔船，渔船马力一点点变大时，捕上来的鱼却越来越小。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家在黄海能捕到小黄鱼、带鱼、大头鳕鱼等等底层鱼类，80年代主要捕捉太平洋鲱、蓝点马鲛（鲅鱼）、鲐鱼这样的中上层鱼，1999年之后主要是鳀鱼、竹荚鱼一类的小型鱼。不只黄海，中国的东海、南海遭遇了同样的经历：中国近海的鱼越来越少。

渔民们用更好更大的船，走得越来越远，韩国日本的领海附近，都曾是他们的抵达之处。中日、中韩的渔业协定划分专属经济区之后，给他们带来更大压力，只好冒险偷渔。对中国来说，近岸无鱼，会带来更多严重的问题，渔业纠纷只是其中一例。

早在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签署之前，中国自1995年起就在黄海、东海两大海区施行2个月到3个月的休渔期，并在1999年延展到南海。所谓的休渔期，是为了让海洋中的鱼类有充足的繁殖和生长时间，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禁止任何人在规定的海域内捉鱼。可是，近岸的鱼还是在逐年减少。休渔期的作用有多大？

每年休渔期所避开的时间，正是大部分鱼类繁殖、幼苗生长的时刻。休渔期一过，扫海式的捕捞立即开始。对大部分鱼来说，休渔期连片刻的美梦都算不上——第二年休渔期到来时，它们还没能成熟到繁育下一代，却很难躲过这年的扫海捕捞。只有类似鳀鱼那样一年即成熟的鱼，在休渔制度下，有恢复种群的可能性。即便如此，鳀鱼的数量也在一年年萎缩，逐渐被更小的玉筋鱼代替。

1979年，黄海捕鱼中，7年生的鱼占到不低的比例，随着捕获量年年上升，捕到的鱼越来越年幼，如今几乎全是当年生的小鱼。每年伏季休渔期间，渔业部门都会往黄海增殖放流,成千上万斤鱼苗基本上3个月就可以长大。但是，一开海，渔船就把海面铺满，不到两个星期，海里又被捞空了。即便在休渔期，鱼儿们也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不是所有的渔船都在休息。

此时，有些大渔业集团又一次登场，表示对休渔毫无压力：他们能在一些特殊的许可之下，得到休渔期出海的权利。私人散户的渔船，如果能有一丝半点的特殊渠道，也可以顺利出海。

过度捕捞带来的其他破坏，也并非休渔期能够治疗。人们通常选择自己喜爱的经济鱼类，专项捕捞，这会切断海洋中的食物链，使鱼类种群发生变化，甚至根除一些地方种群。而各种捕鱼方式中，破坏力排名第一的是底拖网。底拖网在拖过海底时，会造成大面积的破坏，将生物、岩石和沉积物一同捕捞上来，并且搅动了松软底层的沉积物，使栖息在海底的生物窒息。在冷水珊瑚等一些高生物多样区经过的话，会直接将这里扫平，生态无法恢复。海南使用的一种桁拖网捕虾渔船，经行海域中，所有的鱼礁珊瑚都会被破坏，造成南海中无法复原的伤害。

虽然鱼越来越少，可是渔民们会发现，捞上来的水母越来越多。他们不喜欢水母，水母的含水量高，很压仓，又卖不了多少钱，只能当餐桌上的海蜇。过度捕捞要为水母的激增负责：过度捕捞使与水母争食的鱼类减少；而另一个元凶——海洋污染使海水富营养化，又使水母的食物增加。过去渔船上如果捞上水母，船员们都会顺手扔掉，将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捞上来的全是水母？

上岸以后会怎样？

 荣成的养贝人在清晨熹微的阳光中劳作。如今中国的大部分养殖户要承受海水污染给养殖物带来的各种病害威胁，这些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一个重大污染事件有可能就会导致当年绝收。而养殖本身也会给近海带来污染。

即使祖上世代捕鱼，与出海的艰苦相比，年轻人们还是更愿意找一个稳定、轻松一点的工作。

在黄海造船厂的巨大车间，万吨巨轮的各种配件正在分头生产，工人们穿着蓝色工作服，三三两两地隐没在巨大的零件和机床后面。角落里，一个年轻男孩坐在机器后面，低头看书。我远远拍了他一张照片，恰巧当班的师傅走过，师傅就过去提醒他，不要看了。待师傅走了，我就去找男孩聊天。

他守着的车床，在制作一个大轮箍，叫做“船销衬套”，是套在万吨轮的尾轴上的一个套。他看起来健康、白净、厚实，姓车，才25岁，是本地人，在技校学电气，毕业就在工厂工作，租住工厂宿舍，一个月两千多工资，每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守着这台机器，原则上没有假期，谈恋爱的话要请假。我问他看的是什么书，他笑，不肯告诉我。我扭头去看，是一本纸页发黄的破旧杂志，大概是个文学杂志。我问他想过5年以后自己在做什么，他说没有。一个快乐的工友挤过来和我们说话。他姓牟，比车师傅还大一岁，但因为学车工时，上学少了一年，车师傅是高级技工，他是中级技工。但他对最高级的职称“技师”有些不以为然，显然不向往：“做到技师需要20年，工资才比我多50元！”我问他5年后会做什么，他摇头大笑：“5年后？谁知道这个厂还有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嘛。”

人们总是关注那些精英们在想什么，经历了什么，时代有没有如他们所愿的发展，可是，专科生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没有人去问，他们想得到什么，他们是不是过得惯这样的生活。在老辈人眼里，黄海造船厂是个荣誉，也是工作稳定的保障。我遇到两位小师傅的老班长，他在这里工作了20年，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个相当好的船厂，“烟台跑大连的大客轮，都是这里造的。”

4点半，下班铃声响彻厂区，远处赤山上的巨大明神坐在夕阳边，看下班的工人们云涌而出。我还看到，一个女孩子跳着搭上一个男孩的肩，在人群中消失不见。船厂的厂房上，最醒目的大字在码头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敬业爱岗苦练本领，优质高产再上台阶。

对于老辈出海人来说，即使不怕艰苦，面对日益减产的海面，也要考虑上岸。没有专业技能，上岸之路更加漫长与艰难。

石岛周围有许多渔村，背山面海，没有土地。居民们吃到口中的每一粒米每一片菜都来自购买，而不是自己耕种。对他们来说，大海是劳动对象，渔船是劳动资料，两者相加，才是最完整的生活来源。这也是中国大部分沿岸渔民的生活写照。如今，海洋变得贫瘠，近岸渔业萎缩，生产资料重新组合变化，使他们的生活也重新洗牌。

大鱼岛村的张老先生对我回忆起打渔往事时，兴奋地唱起了号子。那是一种传统捕鱼方式，男人们合力往海中钉入一根巨大的木桩，将网挂在上面，鱼群会随着潮汐进入网中。钉木桩叫做“打橛”，必须统一指挥、齐心协力，大家一起唱打橛号子，歌声辽远空阔，透露出渺小的人战胜大海的悲壮、决心与自豪，久久萦绕天海之间。

这段回忆来自大鱼岛“渔业学大寨”时期，渔船归集体所有，打上鱼来统一销售，卖得的钱除了更新再造渔船，剩余的分给渔户。那时捕鱼的种类很多，许多鱼才几毛钱一斤，对虾一块钱一斤，按这个标准，每户每年五六百元的收入，并不算差。

土地农业中的集体化经营，由于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时，海洋渔业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和困境。大鱼岛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一场私有化的变革，使集体的渔船被拍卖给个人。

然而，渔业的改制与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不同。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数均分土地，保证了人人拥有生产资料，可以持续进行生产。渔业改制中，渔船只卖给了个别的渔户，而没有拍得渔船的渔民，将直接失去出海的权利。纵然有些渔户可以私人购买小船出海，但小船难以走远，近海渔业日益减产的状态，也让这部分人难有更多收益。中国沿海大多数渔民，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

要么投巨资、买大船、出远海，要么转产上岸，是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政府认为，鼓励转产，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从2002年起，中国的农业部就开始实施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想在5年内减船3万艘，约30万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可是，推进之路困难重重。接下来的5年里，报废渔船约1.4万艘，转产捕捞渔民约8万人，距离3万艘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调减下来的渔船大部分是小船、沉船和船龄长、生产差的中型木质船。不仅如此，由于农村种植业与渔业相比，效益更低，由此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渔业，加剧了过度捕捞，与工业国家渔民数量不断减少或保持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捕捞业从业人数不断攀升。

对每一个转产上岸的个人来说，岸上的一切都那么陌生。等待他们的，是养殖业、水产品加工、冷藏、运输等等全新的行业——上岸的渔民，被直接而迅速地卷入一个城镇化过程，他们要么成为新行业的老板，从零做起，要么成为老板的雇员。在这个城镇化过程中，被大渔业集团雇佣成为船长，是当下条件中最衣食无虞不费力气的去向，而且，他们能在海中继续自己的老本行，不需要学习新的技能。

对大部分人来说，历史的潮流由个人的命运来承担，其艰难与痛楚岂止失去“家园”所能概括。上世纪渔民“打橛号子”歌声中的悲壮与自豪，将从此定格，不复重响。

出海去！出海去！

 岩那在渔业冷藏厂工作，20岁的他是佤族人，来自云南普洱的深山中。在冷藏厂有很多他的同伴。他们都黝黑瘦小，浑身脏臭，细看却非常年轻俊美，单纯茫然。深山是穷困的，渔港可以挣到微薄的钱，所以他们成帮结队地走出家乡，来做石岛当地人不愿意做的简单繁重且肮脏的工作。

我在石岛的几天里，听到最传奇的一个词，是“鱿鱼钓”，每每人们说起这个词，都有一种遥远而羡慕的神情。这是一种船，我走遍石岛的渔港，没有见到一艘鱿鱼钓，后来才知道，当时仅有的一艘在黄海造船厂，正在组装还未下水。

因为所有的鱿鱼钓船都在很远的地方，我看不到。这是一种长六七十米的船，专门出远海，钓鱿鱼。所谓远海，就是进入公海。石岛的鱿鱼钓，去斐济、澳大利亚附近是最正常的航程，我听闻的最远抵达处，是东太平洋秘鲁沿岸的大型渔场。他们会进行海上交易，所以不急着返回出发地，一去至少一年才会回到石岛。

与近岸拖网渔船的捕获种类与捕获量相比，鱿鱼钓要洒脱得多。进入渔场后，鱿鱼钓会在夜晚，用灯光诱来鱿鱼，然后用特殊的钓线装置捕获鱿鱼。在西南太平洋，一艘鱿鱼钓的日均产量在3至6吨，在东太平洋是2至3吨。鱿鱼钓船员每月的底薪有10000元，加上提成，年薪最高可以达到20万。

不只在石岛，鱿鱼钓作为远洋船，是中国渔民进公海最常用的一种船。相似的远洋船，还有一种，是专门钓金枪鱼的，叫做金枪鱼延绳钓。

当近海无鱼的焦虑感压迫到每个人的生存时，鼓励买大船出远海，是政府继“转产上岸”之外的另一种措施。所谓大船，就是鱿鱼钓或金枪鱼钓。

巨大的海洋里有无限的鱼属于你们，有梦想有胆量就可以去。

多么诱人的前景。

大鱼岛的张老先生却对我讲过鱿鱼钓的另一种故事。集体渔船拍卖给个人之后，曾有十户无船渔民集资贷款，共同购买了一艘鱿鱼钓（如今即使上世纪80年代国外产的二手鱿鱼钓，报价也在250万美元左右），实现了出远海捕鱼，却被连年上涨的油价、船员薪酬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压垮，最终被迫卖船还债。这个故事现实地击碎了许多个体散户的出远海之梦。

大渔业集团由于资金运转无虞，并且享受了高额的燃油补贴，在出远海上占尽先机。然而，进入公海，真的像政府期望的那样，是进入无限的渔场吗？

游动的鱼，不是农场中的麦子——划分好土地后，这片土地上的麦子就归土地的所有者。公海里的鱼没有主人，各国的船进入公海，会发现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假定有两个渔民从一个共有的池塘中捕鱼，而且他们的捕捞能力相当。如果他们都选择早一点捕捞，由于池塘中的鱼没有长大，两人的得益分别是5、5，如果他们都选择晚一点捕捞，即让鱼长大点再捕，则两人的得益将变成8、8，如果一人选择早捕，而另一人选择晚捕，则早捕者的收益上升为10，而晚捕者的收益将变为 0。这就变成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宋立清《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研究》）。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虽然推迟捕捞可以增加每个渔民的获益水平，但在先捕先赢的竞争格局下，每个渔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一定都是早捕。

进入公海的渔民会看到，他们在中国近海看到的过度捕捞导致无鱼，这个过程在公海即将上演。

除了加大马力更加勤奋地捕鱼，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因此，绿色和平海洋项目主任王海博先生在对我讲到这个问题时，对公海捕鱼，用了“夕阳产业”这个词。国际上为了防止出现过度捕捞，开始采取各国限额的做法。出远海对于中国渔民来说，也仅仅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

海上田园仍是梦

 黄海造船厂里，工人正在为巨大的鱿鱼钓船体焊上立体的吃水线数字标记。鱿鱼钓属于大型远洋捕鱼船，因此在渔港并不容易碰到它们（上图）。

驱车行驶在石岛南部的海边山区一带，闻到的气味与在渔港截然不同：渔港周围，弥漫的是巨大的腥荤气，山里则是一种类似于熟虾酱的咸鲜味。时常看见简单的房子小院，烟囱冒出纯白色的雾气——这些小院，是鱼粉加工厂。渔港上看起来让人恍惚的鳀鱼，就被送来这样的加工厂，研碎烘干制成鱼粉，山里无处不在的浓烈“虾酱味”，原来是鳀鱼的味道。

鱼粉，是海产养殖的饲料。虽然黄海里的鳀鱼太小不能直接食用，但可以作为饲料，养殖其他鱼类，最终被人食用。

海水养殖，如今已经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项目，既能弥补近海少鱼的缺憾，又养活了很多上岸的渔民，还能让原本昂贵的经济鱼类、贝类更容易进入市场和餐桌。中国沿海大部分海域，海水养殖随处可见。网箱养鱼、鲍鱼田、扇贝，不同的养殖品种，对海洋的占有方式也各个不同。

看起来无可争议的道路，我却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

曾有一位做鱼业历史的教授，是海水养殖的拥护者，坚定地告诉我，海水养殖提供的水产品，是人们无可争议的动物性蛋白质重要来源，必须用完善而丰富的海水养殖，来长久地供应沿岸到内陆的鱼类市场。

直到如今，这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然而，近30年来，中国的海水养殖总产量增加了29倍，成为世界第一海水养殖大国，水产养殖带来的问题，也渐渐被人所认识。

有些地方发展养殖业无序无度，大规模的围垦造成海域面积减少，纳潮量降低，削弱了海洋的自净能力，加剧了水域环境的恶化。养殖业主在海面上建造网箱、架设吊养筏架而造成养殖密度过大，远远超过海洋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造成海水养殖生态系统物流和能流循环受阻或紊乱，引发病害。而残饵、碎屑、鱼虾粪便，以及养殖工人生活垃圾的分解，产生的氮磷营养物质，使养殖水域富营养化，为赤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无规划的海水养殖正成为近岸海域重要的污染源。

用绿色和平王海博先生的话来说，一种生物养另一种生物，很简单，是“不可持续”的。这个“不可持续”之下，是海洋污染和生物链断裂。

虽然这个行业被评估为“不可持续”，却仍因为重要、不可替代而蓬勃发展。可是，养殖户们依然不能高枕无忧，他们要面对许多潜在的个人风险。

石岛旁边，安静美好的铁槎山边的渔村里，“寇哥”带我们去看他的海。

养殖裙带的“寇哥”守着他身后那片承包下来的安静的海面，但那新近延伸入海的人工堤坝已然向他宣布，属于他的那片海即将失守。

渔村背山面海，景致很美。海边有些过去的老房子，近山一侧建起几座新楼，而且一看就不是那种“请农民上楼”式的统一新房，而是渔民们自己的手笔——他们的收入比起内陆农民来，实在要好很多。村民们不太记得“寇哥”的名字，只记得他大名鼎鼎的绰号：“山寇”。因此无论老幼，大家都叫他“寇哥”。当年这是个叱咤一时的船长，后来有了自己的船依然跟船出海，如今他已60岁，归来承包海面雇佣工人做养殖，颇有“解甲归田”之意。

“寇哥”目光深邃，话语不多但言辞有力，年纪虽长，魅力仍在。他有一片月亮型的沙滩小湾，湾上有个放小船出海的小码头。从码头放下小船，他带我们从“月亮湾”出发，进入他的海面。他的海有2000亩，宽广平静的海面上，我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他坐在船尾，小心驾船绕过一排排的海面浮球，不时对坐在船头的我画圈打手势，那是问我晕不晕船。每次看我摇头，他就一笑，后来对我说，你可以去出海捕鱼啦。

海面浮球的下面，龙须菜和裙带菜正在旺盛生长。这片海域，处在山东半岛的末端，海面宽阔，洋流通畅平缓，阳光充足，水体洁净，最适合海带和裙带的养殖。工人们只要把育好的优质菜苗，一一用夹子夹在浮球下的绳索上，这些植物就可以在海水中自由成长，既不需要饵料，又没有粪便排泄，是海水养殖中最清洁的一种。此番出海，我便没有闻到任何来自养殖的腥荤气息，只有洁净的风、阳光和海水的味道。依靠这片洁净的海，“寇哥”的年净收入，能达百万。他无意渲染，只说，“够老婆子吃的就行了。”想到那个漂亮的小月亮湾，不禁感慨，此行遇到的各种人中，“寇哥”的生活不但安逸，简直称得上诗意了。

“寇哥”的海面旁边不远处，半圈红色大石头垒的堤坝探入海中，正在施工中。我知道那红色石头采自附近的山体，造价不菲。能用这种石头垒这么大的“堤坝”，远不是“寇哥”这样的小户能够承担。他告诉我，那属于附近一个大集团，那集团“势力很大，黑白通吃”，他们想收拢附近散户的海面，将这片海大规模开发，那“堤坝”，其实是在建一个渔港。而且，他自己的这2000亩海面，也被那集团开价600万想要并购开发。

“寇哥”的海面，在承包时，签署的是“确权”，除了最初的承包费用，此后只需每年缴纳“海域使用费”，就可确保50年的个人使用权。既然有此合同与法律，“寇哥”有权拒绝被吞并。然而他摇摇头，说：“那没有用。”“寇哥”的儿子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商人，在韩国读书后留下做海产品贸易，当年纪已大的“寇哥”想要放弃与大集团的抗争时，他的儿子不想屈服，仍在坚持最后的努力。

这片洁净而安宁的海面，即将失守。

海岸消失之后

“寇哥”面临的危机，是养殖场被吞并而失海；这片海所面临的，则是围海造陆，失去海岸。严格说，“寇哥”的养殖场，已经算是改变海岸形态，将之利用养殖了；然而，与填海造港相比，真正的威胁还在后者。

围海造陆，修建海堤、海港、填海，这些都是人类利用海洋空间的最古老方式。东汉开始，中国的围海造陆就从未停止，甚至作为国家工程，在每个朝代轮番上演。仅20世纪中期之后，国家规模的围海造陆风潮，就一再出现：50年代“围海晒盐”，60年代“向海要地、与海争粮”，70年代大型围海工程，80到90年代的围海养殖，每一次都有大量海岸线失去原生状态。

自然海岸被破坏，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丧失，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会受到直接破坏。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河口、海湾都是重要的近岸海域生态系统，是介于水生和陆生环境之间的过渡类型，比单纯的水生或陆生环境有更多的生态功能，能更好地调节江河径流、减缓洪峰海浪、缓冲旱涝灾害。日益扩大的围海造地使近岸湿地的面积锐减，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大大下降了。

最明显的一个案例是红树林的减少。红树林是陆地和海洋之间的一种生态系统，有“海上森林”之称，它是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特有的木本植物群落，有沉泥积淤、加速成陆过程、净化海化、预防赤潮、清新空气、绿化环境等多种功能，还可为鱼类、无脊椎动物和鸟类提供栖息、摄食和繁育场所，因此又是最富生物多样性的区域，人们称它为鱼、虾、蟹、贝的天堂、鸟类的的安乐窝。近40年，我国红树林面积由4．83万公顷减到1．51万公顷，大部分是因为围海造陆给毁掉的，红树林资源锐减换来的是海滨生态环境的恶化、海岸侵蚀日益严重、台风暴潮损失加剧、近海珍珠养殖业整体衰败、滩涂养虾暴病、林区和近海渔业资源减少??

围海造陆使海水潮差变小，潮水的冲刷能力降低下来，近岸淤积严重，海水的自净能力减小，海水的污染和富营养化的威胁会放大，近海的鱼类随之减少。在石岛不远处的胶州湾，20世纪60年代，河口附近潮间带生物有154种，受围海造地工程影响，70年代减到33种，80年代剩17种，如今胶州湾东岸的贝类已经灭绝。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群岛，近年来渔业资源急剧衰退，也与大面积的围填海有直接关系。

围海造陆使人类生活空间与海洋空前亲密，在这个过程背后，是海洋要面对的最重大的杀手。渔业发展的每个环节，都有大型集团作为既得利益者无障碍地飘过，至此，他们终于要在海洋杀手面前败下阵来，这个杀手就是：陆源污染。

俯瞰近海养殖业

图中区域就是山东威海的荣成市，沿海密集的黑点区域就是养殖浮球，空中看去，延伸入海十几海里，十分密集，几乎占据全部沿海。

终极杀手来了

在调查海洋污染的现状时，有一个词汇，在无数报告、图表、数据中十分醒目地跳出来，直逼我的眼前：近岸死区。

近岸死区，是毫无生命迹象的死亡区——海洋生态恶化的原因有很多种，陆源污染是其中最严重的原因，可以直接导致近岸死区的形成。当含有氮和磷的污染物大量进入近岸海域时，海藻和其他的植物会拼命繁殖，它们死去沉入海底，会与植物一同分解耗费水中溶解的氧气。氧气消耗光时，鱼类、甲壳动物和别的动植物也一并死去，整个海域只剩下海水，没有生命存活。中国的长江口，就因为陆源污染严重，成为永久的近岸死区。在世界范围里，永久近岸死区是个不断扩大的区域。

与我同龄的人受到的教育中认为，海洋因为有着超凡而永久的自净能力，因此可以接受生活和工业污水直排入海。不过，工业的发展永远阔步昂首而难顾细节，我辈还没有老去，海洋的承受能力已然发出警报。这不是一片永远包容的海洋。

曾经有各种专家，为了恢复中国近海的海洋生态，努力提出许多措施，包括休渔期、增殖放流、“海洋牧场”、人工鱼礁、海洋保护区??但是，对于陆源污染这个终极杀手，几乎没有有效而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的大陆海岸线，从北端的大连到南端的北海，有1.8万公里。这片海岸线，养活了几亿人口，孕育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这片区域的发展速度，内地远远不能望其项背。这是一个如此贴近海洋、依赖海洋的复杂社会，以至于当它不断侵吞甚至要毁灭海洋时，你无法用一个简单的评价或措施去阻止这一切。

最先感受到威胁的，总是那些最脆弱的个体，总是那些最依赖海洋的生物与人。只是，这个威胁一旦开动，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向每个人，无论你是否强大，都无从逃脱。

即将离开荣成石岛时，美丽洁净的沿海公路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海湾。一个老式灯塔，安静伫立在海湾旁边。夕阳的金色落落而下，两位摄影师先生兴奋下车，拍此美景。

近岸处，恰逢一艘小木船缓缓归来。船上二人，并着一船做养殖用的浮球。如此安逸如梦的瞬间，简直让你怀疑那些关于海洋的焦虑都是无谓的、虚幻的。

然而，旁边仅有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房子上，写了个大大的“拆”字，这个字打碎了我片刻的遐想。原来，这片海湾的美丽有目共睹，致使这家养殖户即将被驱离此处，另换他地。接手这里的，将是房地产开发商。远处的灯塔下，树林后影影绰绰，已经见得一片新建的别墅。这开发商并非来自别处，而是本地的某个渔业集团。

听得当地人们讲起，渔业集团里的房地产开发收入，已经超过了捕鱼收入。这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但这些依靠渔业发展起来的企业，已经在日益艰难的捕鱼路上寻找上岸的机会。

当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必须与海洋保持距离、甚至保护海洋时，也许中国近海的生命力，能够在这些意识中获得恢复的机会与力量，哪怕很微弱。

愿每一个上岸的人都能够毫发无伤。愿每个人的后代面对海洋时，都能看到春暖花开。

（感谢王祖良、赵士军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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