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召开的“2015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保尔森基金会可持续性年会”，以“可持续的经济转型”为主题。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大挑战，但同时可持续的未来也意味着新的商业投资与合作机会。为此，来自中美的四位CEO分享了他们在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践经验和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德威（David M. Cote)：
提高能效是重中之重
我主要谈一下能源效率问题。
不考虑人们的行为问题，通过强制的政策方式，即使有像美国国会设定排放标准或像中国“国五”标准这样的规定，但如果人们冬天受冻、夏天受热，或者新买的车没有上一辆更好、更快，人们是不会去节省能源的。
如何让电厂、供暖厂等公共事业机构更关注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自身利润和销售额，让它们更有激情和动力来关注生产效率就需要更好的定价模式。
而有时候一些激励措施的效果确实是相反的。
而有时候一些激励措施的效果确实是相反的。
如何让电力的价格进行更好的调整，从而让各方共同地参与、有动力去合作。
中国政府在加强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角色非常重要：
首先，政府要制定标准，并实施标准。
第二，在行业的推动之下，我们才能看到更加切实的发展。
第三，政府可以在碳交易探索发展方面有所建树。政府必须要设立非常正确的碳交易排放目标和标准。中国一定可以在碳交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并取得更大成就。
Centrus能源公司总裁兼CEO潘诺门(Daniel Poneman)：
碳交易定价要透明持续可监管
现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阻碍需要破除，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第一，要以一种可持续、透明、可监管的方式对碳交易进行定价。只有通过合理的交易和定价模式，才能促进投资市场有序健康地发展，同时更好地使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二，一定要降低融资的成本。不管是核能、可再生能源，还是任何替代能源，我们一定要把它的成本降下来。要支持私营市场的发展，已经在贷款支持下获得发展的风能、太阳能以及部分可再生能源，应该为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树立良好榜样。
第三，清洁能源投资需要有非常明确的节能目标，而不是夸大事实，可以设立一些示范性的项目，并且要考虑投资回报。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天合光能公司董事长兼CEO 高纪凡：
中国光伏产业已开始复苏
2012年，欧债危机和欧美国家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反补贴、反倾销），对中国光伏产业造成了很大的挑战。经过三年的行业洗牌后，太阳能行业已经走向了一个复苏的轨道，同时企业已经开始分化。好的企业由于科技的进步，它的规模和利润都持续增长，但有些企业出现了破产重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在太阳能产业中的地位反而有所提升。过去十年时间，太阳能的发电成本降到了原来的1/8，主要由于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外部环境中，各个政府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2011年光伏行业低谷时，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把发展太阳能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2011年出台了支持太阳能发展的五条政策。中国不仅是太阳能生产的第一大国，也是应用的第一大国。现在美国变成太阳能装机成本最高的国家，实际上很多太阳能企业都在抱怨。所以中美企业政府应该一起努力，尽可能消除中美贸易摩擦，让太阳能行业能够自由发展。
展望未来十年，我们有信心太阳能成本能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再降，降低到50%以下。届时太阳能的发电成本将会和火电持平，在全球范围内，2025年是太阳能成为平价电力的一个时代的开启。
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
将建筑交通能耗指标化
目前全球最大的能耗用于建筑和交通，这两项的能源占比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超过50%，在欧美国家接近70%。如果人类有意识把能耗最大的建筑和交 通这两项简单化、指标化，我认为会马上有转变。没有指标就不容易转变、不容易带来推动。
比如在北京，如果限定每个人的交通时间为30分钟，那么北京所有的城市规划、道路规划、楼房的高度，以及办公、居住、学校等功能建筑量化，就会有变化。
据说目前北京的通勤时间接近3个小时，也就是100多分钟。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如果能将通勤时间控制在30分钟，交通拥堵问题、雾霾问题、人们的情绪问题、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都可能会解决。比如，在居住密度高的区域增加一些空间。
建筑的能耗非常大，欧美国家接近50%，中国接近40%，随着水平的提高、收入的提高，中国的能耗还可能会增高。欧美的建筑能耗标准为100千瓦时。新建筑必须符合，老建筑需要改造。中国现在没有这个指标，节能50%、65%都是空对空的，如果我们控制在120个千瓦时，就会很不同。根据调研，中国普通公共建筑能耗约为800千瓦时，民用建筑约为400千瓦时，折合成煤炭是7~8公斤/平方米，折合成油是5公斤/平方米/年能耗，建筑能耗主要是取暖和空调的能耗。
我们观念上要有一个变化，不要搞表面上的好看，要真正地让人的生活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