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北京迎来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启动后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首个早高峰，机动车流量下降明显。绝大多数司机遵守单双号限行规定，避免因交通拥堵导致机动车排放量增加，加剧污染。

在北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前一天，在一家律所工作的于跃就主动“罢驾”，开始搭乘地铁上下班。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赵立更为“自觉”：10公里范围内的行程，他坚决骑车，既不坐地铁，也不打车。

节约用水、废物利用、绿色出行……这些“环保控”的标配在赵立身上都能找到。他出生在水资源并不丰富的甘肃省兰州市，小时候就被妈妈教育要节约用水：洗菜的水拿去浇花，洗衣服的水可以用来擦地。

事实上，中国社会当前对减少碳排放的决心，比那些批评中国碳排放总量高的国家所“揣测”的要大得多。从“让你减”的国家行为内化为“我要减”的个人行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在浙江杭州下城区文晖街道打铁关社区，有这样一只“大熊猫”，只要轻压鼻尖，“大熊猫”的头部便会立即打开，露出一只托盘，供人们投放旧衣物。

“大熊猫”回收箱自去年4月推出至今，已在杭州全市范围放置了1400多只，覆盖主城区90%以上的小区，收集旧衣服200多吨。

环保组织“绿色浙江”副秘书长李薇说，八成新以上的御寒物品，将捐助给贫困或受灾地区，其他的废旧衣物则由委托企业进行加工、改造，制成沙发、汽车座椅的填充料以及手套、地毯等生活用品。

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促进民众形成“减排自觉”更多是政策倡导、行为引导和推动环保产业链的形成。比如，针对居民行为，“绿色浙江”就发出了拼车、公共交通出行等倡议。

“鼓励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行动”，写入了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观察人士指出，13亿人的“减排自觉”不仅是中国对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强大内生动力，也将为全世界减排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等目标。

近年，中国很多地区不断出现的严重雾霾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在一段时期内，中国依然需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如今，中国把2030年左右设为碳排放达峰时间，这一承诺使得全球限制碳排放获得一项关键支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2005年下降29.9%和33.8%。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陈迎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并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民众日益提高的自觉减排意识，更为承诺实现注入强大动力。

从各国达峰时的人均排放来看，美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均水平分别为19.5吨、14.1吨和11.3吨，而据测算中国达峰时人均排放不会超过10吨。

尽管人均排放量不高，但工业化、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低端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等多重因素，让当前中国无可避免地处于高碳排放阶段。无论是本土排放，还是转移排放，高碳排放带来的危害，首先威胁的就是中国民众。

于跃说，他的“减排自觉”，来自北京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面对雾霾，就要有所改变，有所行动。如果人人都只是指望政府，却不从自身做起，那么雾霾的问题难以真正解决。

赵立说，自己成为“环保控”的原因就是爱国，“因为爱，所以才会付出努力，让她成为一个没有雾霾、环境优异的地方”。

2013年开始，中国在7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交易试点，并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分析人士认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将推动中国从更多依赖强制手段和行政命令推进减排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企业自觉减排转变。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国还将推行用能权、排污权、和水权交易制度，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和生态文明目标体系。

面向未来，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等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陈迎认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的建立完善，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政策措施的实施，无疑将推动中国民众、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节能减排。(参与采写记者：刘欢 李云路 沈洋 牟旭 商意盈)